党的十七大提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共产党人道德楷模的周恩来，以其崇高的精神风范为后人所景仰和怀念。
　　以人为本的公仆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正确处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确保人民群众享有完整政治经济权利的新课题。周恩来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 中国共产党之“本”，就是人民群众。“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力量源泉，也是施政的唯一目的。
　　不过，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公仆意识”时常会在执政党的政治过程中受到侵蚀，而表现为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变异。周恩来谆谆告诫：“中南海是过去的封建皇帝呆的地方，在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进一步重申：“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打骂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周恩来的论述，恰如其分地厘定了“人民公仆”的思想内涵和行为准则。
　　平等宽容的民主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阵发性宿疾，周恩来明确指出：“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而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在周恩来看来，就必须对批评和监督采取欢迎的态度。他说：“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为了扩大民主，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这种态度使周恩来成为许多民主人士的良师益友。
　　周恩来十分重视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经验，他尖锐地提出：“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带有本质的意义。”为了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周恩来还主张借鉴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人类文明成果，其中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经验。他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这种开放的胸襟和改革的勇气，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源泉。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表现为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的工作思路和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统筹全局，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中的重大关系，注意各方面协调发展，是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工业和农业是两个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他始终把农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并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根治水患，确保农业的健康发展。在工业方面，他非常重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同时，他还强调搞好综合平衡，尤其要处理好财政、信贷和物资三大平衡，并留有余地，确保国家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在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他十分重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就是这一思想的最好表述。
　　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表现为他一贯坚持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观。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便深刻指出：“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他基于对国情的深刻认识所作出的科学判断。科学精神促使他在社会改革、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都主张循序渐进，不超越发展阶段。针对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观点，他严肃指出：“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他指出：“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后再去进行。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汉族干部必须有耐心，要善于等待，少数民族不同意的，就不忙去做。”
　　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必然选择，也是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周恩来指出：“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他反复警示自己、告诫别人：“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周恩来严谨细致对待工作的例证不可胜数，从调运粮食的“哈达表”，到主持“两弹一星”的研制和试验，从江河治理到对外交往，每件事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启迪。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1949 年11 月21 日，周恩来对政务院机关工作人员说：“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刚刚建立，我们要在革命秩序里创造新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改革，要创造，不要因循守旧，不要只作‘循吏’。”周恩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绝不是精英主义的个人奋斗，而是表现为广泛的人民性。他指出，“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
　　周恩来长期主持中国外交工作，外交领域是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得最为集中、最淋漓尽致的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对外交往的客观需要和时代要求，提出了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等外交原则和策略方针；在发展对日关系中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思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建议双方以“各说各话”方式表达立场进而达成外交公报，等等。周恩来丰富而灵活的外交实践，处处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特性和智慧光芒。
　　求同存异的和谐精神
　　针对党内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周恩来严肃告诫：“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在党内斗争中，周恩来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尽力帮助、教育和挽救犯过错误的同志，以求达到新的团结。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和谐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
　　周恩来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内部，既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有具体利益的差异性。“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和谐精神还表现在外交实践中的折冲樽俎。在1955 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面对与会国家对新中国的猜忌和不信任，他以求同存异的诚意和外交艺术，扩大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尊重。
　　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
　　周恩来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这是他长期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思考和决策的前提，也是他为实现维护党的利益、为全民族竭忠尽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肺腑之言。周恩来始终把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甘于奉献，清廉无私，即使蒙受个人损失、挫折甚至牺牲，都无怨无悔，充分表现了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
　　1956 年，当国家经济建设出现急躁冒进倾向的时候，周恩来和陈云一起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一主张虽遭错误批评，但他从未急于争辩，而是在逆境中坚守，在反思中等待，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相忍为党，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机智斗争，竭力维系党和国家机器的运转，为党和国家的新生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积极促成邓小平复出，在四届人大上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的精神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好示范。周恩来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主题、精髓及基础是一致的。周恩来的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理想人格与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优秀品格的完美结合和集中体现。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提出一些富于创见性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最好体现。周恩来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吸收其精华且与时俱进，赋予其时代内涵，将其完善地融合在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里。周恩来的精神虽然形成于20 世纪，但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息息相通，具有永恒的价值。当前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途中，大力弘扬周恩来的精神，像他那样去对待工作和生活，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和重要保障。